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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军律师】与公平正义同行 ——律师制度恢复四十周年有感



  01  憧憬

1980年,刚刚大学毕业的我在立志从事律师工作的强烈愿望和驱使下,没有服从国家的分配而只身来到司法厅求职,当时司法厅厅长张泽民、副厅长田长维、办公室主任闫士颐、干部处处长李玉山、苑少卿等人在司法厅会议室里考问了我一个多小时,张厅长当即就表态说“你先回家休息一个星期就到司法厅来上班”,并安排干部处立即到人事局办理相关手续。一个星期后,我拿到了省司法厅第0047号工作证,但却被分配到了法制宣传处,对于想当律师的我,不免有一丝失望。在宣传处上班三个月后,五华区法院因要审理一起卖假药的诈骗案,需为被告人提供一名辩护律师,那时,司法厅律师管理处王化荣老处长找到了我,问我能否出庭为该被告人进行辩护,我非常高兴并且激动地接受了此次辩护任务。我拿着司法厅的介绍信到五华区法院复印了全部卷宗材料,经过两个晚上就看完了全部的卷宗,而律师管理处处长也专门安排了半天时间,王处长、雷均弼副处长,以及关诠歌、王传贤、刘将才、武佩芝等人帮我一起研究案件并提出了辩护思路和提纲(注:这毕竟是律师制度恢复以来省司法厅相关业务干部以兼职律师身份办理的第一个刑事辩护案件)。在开庭当天,省司法厅律管处全体同志都来到了五华法院参加旁听,雷均弼副处长还为我壮胆,坐到了辩护席助手的位置。

1982年,司法部举办第三期全国律师培训班,王处长向司法厅张厅长推荐送我去参加培训,我和昆明市的熊振民律师(后任昆明市司法局局长)以及邱创忠律师三人在北京丰台区委党校的大院里封闭式培训了半年。当时刑事辩护争论最多的就是律师接受被告人的委托担任辩护人,如果发现被告人或了解到被告人有漏诉漏罪的问题,应不应该向公安、检察等司法部门揭发检举。有意思的是,六个月的培训班结束后,此争论也没有结论和答案。培训班结束后,我随即被司法厅从法制宣传处调到了律师管理处(注:因当时的公证工作和律师工作在一个处,所以律师处的全称为云南省司法厅公证律师工作管理处)。

1983年5月11日,我正在外面办事,接到省司法厅的通知,让我下午四点半赶回司法厅,参加党组扩大会,下午四点左右,我一回到司法厅就即刻去小会议室报到。一进门,我看到张泽民厅长、田长维副厅长、闫士颐主任、李玉山处长以及鲜刚、李佃亮、陈玉瑧等人都在,我进去后,张厅长即让李玉山处长宣读云南省委组织部任命,省委组织部任命了以下四位同志(包括我在内),分别为调解处副处长鲜刚、办公处副主任李佃亮、宣传处副处长陈玉瑧,以及公证律师工作管理处副处长马军(同时任命马军为云南省律师协会秘书长)。由此,我走上了管理和指导全省律师工作的岗位,该任免通知书免去王化荣律管处处长职务,任命其为云南省律师协会专职副会长,免去雷均弼律管处副处长职务,任命其为司法厅办公室主任,此次会议张泽民厅长和田长维副厅长均对我们新提拔的同志提出了相应的工作要求并予以鼓励。

  02  发展

在我担任副处长后,在北京路的昆明军区第四招待所召开了第一次律师工作会议,厅领导全部参加了该代表工作会议,全省七十二名律师代表也参加出席了会议(七十二人是全省的律师总数)。在会上,东川老律师段平提出的工作思路是,在法庭上律师和检察官的对决就是刺刀见红,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在这之后,省司法厅和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开始了大力发展壮大律师队伍的部署。第一,从过去从事过司法工作的人并从司法机关的退休人员当中发展、招募律师人才,扩充专职律师队伍,如昆明铁路公安处的赵树玉、李得军就是在此种情况下被调入司法厅而后成为专职律师的,又如省司法厅向云南省人事厅报告要求招聘十名合同制律师人员,省人事厅正式批复同意云南经济律师事务所招聘属于事业编制的合同制律师;第二,大力发展兼职律师队伍,根据当时的政策,只要是法律专业出身的,不管是在国家行政机关或事业单位,只要经过考核,都可以担任兼职律师,这样云南大学法律系一大批法学教育工作者、省政府及其他机关事业单位的法律人才经考核都担任了兼职律师,司法厅机关相当一部分干部都担任了兼职律师,这个做法有利地推动了云南律师的发展;第三,在大力发展队伍的同时举办了各类律师培训班,比如,经济合同法培训班一共举办了五期,刑法刑事诉讼法一共举办了两期。随后我们就迎来了1984年在华侨补校举办了第一届云南省律师代表大会,成立了第一届云南省律师协会。田长维厅长为会长、王化荣同志为专职副会长,我兼任秘书长。

  03  艰辛

然而云南的律师发展并不完全是一帆风顺的,比如,在我任律管处副处长三个月后即碰上了全国范围的第一次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斗争,根据司法部党组的安排和要求,对于七类严重刑事犯罪(包括杀人、抢劫、强奸、诈骗、流氓、重大盗窃、投机倒把等),律师均不参与辩护。省司法厅办公会决定执行司法部党组意见时,我保留了自己的意见。在这次严打过程当中,我被抽调到省政法委工作组,下到曲靖、昭通、红河等地调研严打收押人犯的情况。我每到一地,除了完成省政法委交办的任务,顺便也了解了律师的工作情况,我发现我们大量的律师被抽调到严打的第一线,参加公安机关的侦讯以及协助检察机关的公诉活动,甚至在有的地方,年轻律师拿着枪配合公安机关围捕、抓捕罪犯,因此,我向各地的司法行政机关暗示强调了要坚持律师刑事辩护工作。在红河州金平县人民法院调研室,发现了该院李院长坚持每一个刑事审判案件都应当由辩护人出庭辩护,在本县律师力量不够的情况下,该院通知附近县市的律师到该县出庭辩护,由法院承担辩护律师的费用。因此,在第一次全省律师代表大会上,特邀金平法院李院长出席大会并做了大会发言,专门介绍如何重视律师的刑事辩护,专门介绍怎么解决辩护难的做法和经验(注:李院长后为最高人民法院授予全国优秀法院院长称号)。

到了1985年,全国范围内的整党工作结束,在司法厅机关召开的党员干部大会上,由厅长田长维同志向全体党员干部做对照检查,当谈到1983年严打取消七类严重刑事犯罪案件的律师辩护时,田长维同志说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出的是,只有马军同志坚持依法辩护,在这里,我要向他道歉,说完田厅长对着我鞠了一躬,我鼻子一酸,止不住热泪留了下来。一个领导,一个老同志勇于肯定年轻同志的优点和正确之处,不惧面子,实事求是,令我深深的感动,也令我下决心把律师作为职业来追求来奋斗。于是我做到了,这也恰恰解释了为何在1986年初,当我得知省委确定我为第三梯队培养对象到迪庆州维西县任县委书记三年(基层锻炼),我就毅然辞职去当了一名专职律师的原因。此后,我义无反顾地办理了张彩凤、褚时健、牟其中,以及袁晓岑、张长元等一系列大案要案,故而被评为全国首届十佳律师(编号01),也获得了全国优秀律师的光荣称号,同时,我也时刻牢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每到一个地方都始终把党徽“镰刀斧头”戴在左胸,时刻提醒自己肩上担负的责任,也曾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还有一件事是必须要记录的,1990年,在严厉打击经济犯罪的过程当中,我省有三名律师被检察机关以贪污罪、受贿罪逮捕,对此,省司法厅田长维厅长以及省律师协会在了解了基本案件情况之后,决定为三位律师维权,并指派我接受三位律师的委托担任辩护人。当时保山地区的老律师杨德才受到了贪污罪、受贿罪的指控,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审我作为辩护律师对其做了无罪辩护,保山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采纳辩护律师的辩护意见,终审判决杨德才律师无罪。曲靖地区老律师袁剑贪污,在曲靖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省律师协会派出副会长杨树基老律师到庭旁听(杨树基老律师五十年代在云南昆明从事律师工作,1957年被错划右派,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其平反,司法机关专门派人从河南杨树基老律师的老家将其接回昆明,并任命其担任了昆明市法律顾问处第一任主任,注:根据《律师暂行条例》的规定,律师的执业机构当时称之为法律顾问处,1985年以后,经司法部决定使用国际通用的律师执业机构名称,法律顾问处更名为律师事务处)。当时我作为辩护人为袁剑老律师进行辩护,检察机关则派出了曲靖地区检察分院公诉处处长朱建伟出庭支持公诉(朱建伟后任云南省检察院公诉处处长,也是褚时健案的出庭公诉人),省检察院还组织了全省检察机关公诉部门的负责人和出庭检察官即两百多人到庭观摩旁听,袁剑老律师被带上法庭时,看着他满头白发,杨树基副会长流下了痛心的泪水。案件经过一整天法庭审理,曲靖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当庭宣告袁剑律师无罪,当庭释放。红河州河口县司法局局长兼河口县律师事务所主任文经卫被指控贪污、挪用公款罪,一审判决有期徒刑七年。我作为其一、二审辩护律师,经向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二审终审判决宣告文经卫无罪,后三位同志继续活跃在律师的执业岗位上。九十年代初,省司法厅、省律师协会坚定地维护律师的权益,极大地鼓舞了全省律师。

  04  展望

我是律师制度恢复的第一批老律师,从事律师行业三十九年,回首过去三十九年的律师职业生涯,历历在目,记忆犹新,看到云南律师事业的蓬勃发展,以及各个律师事务所的发展,我由衷地感到欣慰,值此律师制度恢复四十周年之际,我希望每一位律师都能够坚守法律人的信仰,始终追求公平与正义,积极进取的同时寻求创新与突破,坚定履行法律工作者的职责和使命,用实际行动为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和法治政府的建设做出应有的努力和贡献。最后,祝愿云南律师作为一个整体能够团结前行,走得更好、更正、更远。

 

马军律师简介:  

出身于军人家庭,未成年即入伍当兵,上过战场。四十六年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一条听党的话、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的道路。在北京大学学的是经济,毕业时正逢党提出要厉行法制,为响应党的号召,坚定地走上了捍卫法律、捍卫正义、捍卫公正的律师职业道路。执业近四十年来,一直严格遵守《党章》规定的党员义务,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把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结合起来,为党依法治国方略的实现尽绵薄之力。在数十年如一日的律师执业生涯中,一直奉行共产党员讲真话、讲实话的党性原则,不畏权势,因此曾被扣上“和领导作对”、“和有关部门作对”、“不听招呼”等帽子,但从未因此而放弃并坦言:“这一辈子只怕两个人就是父亲和母亲,最尊重的两个对象就是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除此之外,自始至终都在追求公平和正义的道路上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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