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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

刑事辩护中的国际视野

  一、案情简介

  胡某,男,49岁,云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先后担任过昆明市人民政府城市规划管理办公室主任、昆明市建设委员会主任、昆明市城市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胜利广场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长以及昆明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的职务。胡某从1995年开始,因自己工作和职权的特殊性,为其亲属及几家公司及个人提供便利,帮助公司和个人达成愿望,而收受贿赂。2007年1月,由于自己原来的下属被双规等一系列事件发生,胡某感觉到自己可能将面临调查,于是和自己的弟弟商量准备前往新加坡,两人于2007年1月19日从昆明出发,经上海顺利出境到达新加坡。胡某的不辞而别立即引起了云南省委的高度重视,迅速组成了以省纪委常务副书记为专案组组长,省公安厅经侦总队总队长为副组长的专案组,在查明胡某已经出境后,专案组前往新加坡劝返胡某。由于新加坡与中国没有签订双边引渡条约、亦无刑事司法协助条约,专案组在新加坡的工作困难重重、步履维艰,此时胡某主动拨打了某省委领导的电话,但未接通。胡某的这一举动被负责监控的侦查部门报告给了专案组,专案组副组长蒋某立即向有关领导作了汇报,果断作出会见胡某当面进行劝返的决定,蒋某拨通了胡某电话,胡某表示愿意和蒋某会面,在双方会面后,胡某表示自愿回国受审,并配合专案组完成了所有的回国手续。胡某回国后向司法机关如实供述了全部罪行,积极配合侦查机关工作退回了全部赃款。胡某劝返的成功使得我国低成本高效率地实现了对胡某案件的司法管辖权,开创了成功劝返模式之先河。2007年2月18日胡某因受贿罪被逮捕。检察机关认为,被告人胡某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所送的人民币2905万元、港币1100万元以及价值人民币24.798万元的住房一套,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触犯《刑法》第385条第1款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受贿罪追究被告人胡某的刑事责任。被告人胡某主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其行为构成自首。2007年6月7日昆明市检察院以受贿罪向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起诉书指控:

  1. 1995年至1996年间,被告人胡某利用其担任昆明市人民政府规划管理办公室主任的职务便利,在云南大朝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开发的房地产项目中,为该公司谋取利益,其后,收受该公司所送的价值人民币24.798万元的住房一套。

  2. 1995年至2004年间,被告人胡某利用其担任昆明市人民政府市规划管理办公室主任、昆明市建设委员会主任、昆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胜利广场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长以及昆明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的职务便利,在昆明江南建筑经营公司承包的工程项目以及昆明护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房地产项目中,为这两个公司谋取利益,收受两公司所送的人民币110万元。

  3. 1997年至1999年底,被告人胡某利用其担任昆明市建设委员会主任、昆明市城市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的职务便利,在陈某某的调动、提拔过程中,收受陈某某所送的人民币30万元。

  4. 1997年至2004年间,被告人胡某利用其担任昆明市建设委员会主任、昆明市城建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宝海公园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昆明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的职务之便,在昆明深昆联合装饰公司、云南嘉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深圳市莱特斯照明技术有限公司承包的工程项目中,为这三个公司谋取利益,收受三公司所送的人民币85万元。

  5. 1998年至2004年间,被告人胡某利用其担任昆明市建设委员会主任、宝海公园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昆明市城建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以及昆明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的职务便利,在昆明赛伦房地产有限公司开发的房地产项目中为该公司谋取利益,收取该公司人民币250万元。

  6. 1999年,被告人胡某利用其担任昆明市建设委员会主任、昆明市城建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盘龙江桃源街段绿化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长的职务便利,在昆明金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房地产项目中,为该公司谋取利益,其后,收受该公司所送的人民币150万元。

  7. 2002至2004年间,被告人胡某利用其担任昆明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的职务便利,在昆明绕城高速公路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国道昆明东连接线项目中,为该公司谋取利益,收取该公司人民币2200万元及港币1000万元。

  8. 2002年至2004年间,被告人胡某利用其担任昆明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的职务便利,在昆明天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房地产项目中,为该公司谋取利益,其后收受该公司所送的人民币50万元。

  9. 2003年至2004年间,被告人胡某利用其担任昆明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的职务便利,在昆明洹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房地产项目中,为该公司谋取利益,其后,收受该公司所送的人民币30万元。

  10. 2003年至2004年间,被告人胡某利用其担任昆明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的职务便利,在昆明荣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房地产项目中,接受昆明兆庆经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请托事项,其后,收受该公司所送港币100万元。


  二、本案的焦点、难点

  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胡某构成受贿罪,具有自首情节均没有争议,司法程序上也不存在问题。在所谓铁板钉钉的案件面前,控方的“易”,即是辩方的“难”,本案的焦点就在于要避免出现走走过场的庭审情况,辩护律师必须打破陈规,找出案件的“亮点”,并将其放大,从而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三、判决结果和理由

  2007年7月17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昆刑经初字第3号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85条第1款、第388条、第386条、第383条第1款第(1)项、第57条第1款、第67条、第59条、第61条、第64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1.被告人胡某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2.扣押在案的赃款赃物及孳息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四、本所律师发表的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云南震序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胡某亲属的委托,指派我担任其涉嫌受贿一案的辩护人,依法出席今天的庭审活动。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5条“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的规定,面对起诉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指控以及根据现有法律规定对被告构成自首的准确认定,辩护人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巨大压力和肩负责任的重大。因为,本案是一起非同寻常的案件,今天的审判是一次非同寻常的审判。本案的非同寻常之处在于:一是,今天坐在被告席上的,是经过专案组机智的挽救,真诚悔罪、自愿回国投案的原省交通厅副厅长、前昆明市副市长胡某。二是,我国法律、司法解释对回国投案自首的“特殊情况”没有适用法律的相关规定,与国内的自首没有区别。三是,本案的判决对外逃贪官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四是,本案的判决将影响到国际社会与我国的司法协作。为此,辩护人请求法庭对非同寻常的本案给予非同寻常的关注。

  辩护人首先从被告人胡某的自首情节谈起。

  关于自首的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辩护人在这里就不赘述了。需要强调的是,自首是法定的从轻、减轻情节,在刑事法律上规定自首,具有鼓励犯罪分子认罪伏法和节省诉讼成本的双重意义,与我国社会主义刑罚是手段,教育改造是目的的宗旨是一致的。自首在判决上的体现在于量刑,从立法的精神出发,充分认识被告自首情节中的“特殊情况”,是本案正确量刑的关键。就本案而言,被告是从新加坡自愿回国投案的,新加坡没有加入国际刑警组织,与我国没有签署引渡条约,我国警方在新加坡不能执法,被告在新加坡完全脱离了中国的司法管辖,除非其自愿回国,否则胡某案件绝非单个国家所能解决的问题。

  众所周知,原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余振东伙同该行另二位行长许超凡、许国俊(以下简称“二许”)贪污、挪用公款4.82亿美元,经香港出逃到加拿大、美国。余振东被美国判刑后驱逐出境并押送至中国,“二许”因听证后拒绝认罪将面临重罪起诉。而这一切,却是中美双方履行《中美关于刑事司法协助协定》的结果,非一国之力能够达成。余振东成为我国与国际合作中,第一个由美方正式押送移交中方的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二许”何日能够遣返或能否遣返中国,还有待时日。

  中行开平案在开创中美司法协助的成功案例,展示中国政府对追逃坚定不移的决心的同时,也解读了因为涉及国家之间的关系,追逃过程的无比艰辛和困难。

  因此,被告自愿回国投案,使我国原本仅以一国之力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变为现实,不但使案件事实得以全部查清,更重要的是使我国的司法主权得以实现!这就是辩护人称之为被告自首情节的“特殊情况”。

  辩护人请求法庭站在实现国家司法主权的高度,诠释被告自首的价值和意义。

  辩护人要谈的第二点是被告人胡某悔罪的真诚。

  被告凭借自身的学识、才干和低调的为人,从一名大学毕业生到昆明市政府城市规划管理办公室主任、昆明市建设委员会主任、昆明市城市规划局局长等再到昆明市副市长,一直受到党的培养和人民的信任,被委予重用。令人遗憾的是被告放松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忘记了党的誓言,倒在了金钱面前。从1995年至2004年,先后非法收受贿赂4029万余元之巨,虽然没有像前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那样给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造成重大危害,但严重侵犯了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和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职责的廉洁性。

  辩护人在痛惜被告辜负党的培养和人民的重托,犯下严重罪行的同时,提请法庭注意被告真诚悔罪并非从今天才开始的事实以及不应该忽视党对被告多年教育、培养所起的作用。党中央提出创建和谐社会,就是要以人为本,重视人性。因此,我们在对被告的认识上,切不可一抹黑。不能因为其犯下严重罪行就否认其身上存留的党性。被告主动给省委有关领导打电话表达回国愿望的时候,尚不知道专案组已经来到了新加坡,就是其开始悔罪的最好证明。专案组负责人蒋某总队长在做出找被告谈话,促成其主动回国投案的决定时承担了多大的风险,需要多大的勇气。因为,被告一个不理智的举动,都可能造成可怕的国际影响,引发外交事件。然而他们没有看错被告,被告将自己的回国愿望变成了行动,把蒋某总队长和省委领导看作挽救自己的祖国亲人,自愿履行了回国的相关手续,并对新加坡警方说:自己的亲人来接自己啦。人在关键时刻的行为最能体现其本质,被告在金钱面前倒下了,腐败了,但在可能发生外交事件,在关系到国家利益的时刻,被告并没有完全丧失党性,没有忘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尊严!回到国内后,被告主动交代了自己的全部犯罪事实,退还了赃款,积极配合检察机关查清了案件事实。在辩护人多次会见被告的过程中,被告每次都要说,是省委、专案组、蒋某总队长给了自己第二次生命,真心感谢他们,感谢党。在看守所,被告对能接触到的在押犯罪嫌疑人经常以身说法,要他们听党的话,做有益于人民的事。

  最后,辩护人认为判处被告有期徒刑具有现实而深远的意义。

  胡某案件不是一起普通的经济犯罪案件,是因为从其跨出国门时起,对其的处理就与国际社会有了法律上的渊源。

  由于各国司法体制不同,在寻求国际合作的过程中必须尊重各国的主权,遵守符合国际惯例的承诺和国家间达成的妥协,以最终实现对外逃贪官的司法管辖主权。

  不可回避也没有必要回避的事实是,余振东被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2年,我国政府与美国政府达成的妥协是重要的因素之一。但是,必须指出,该判决是在我国自主审判下作出的。我国《刑法》第63条第2款规定:“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处罚”。司法主权的实现源于余振东在美国的认罪和自愿选择解押回国,这也是余振东案件的“特殊情况”之一。因此,对余振东的量刑,是我国在适用法律上,根据案件特殊情况对法律规定所作的一次审慎的诠释。

  回到本案,被告之情节较之余振东之情节,涉案金额更少、造成的损失更小、主观恶性更浅、认罪更主动、真诚。余振东被遣返,“二许”将面临美国的起诉,已经极大地震慑了那些在逃的或者准备外逃的贪官。因此,本案根据被告自首的“特殊情况”,对自首情节做出全新诠释的判决,将与余振东案件的判决一起,向国际社会昭示我国重视国际惯例,负责任地处理外逃贪官的决心,对海外追逃势必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为了更具说服力,辩护人认为有必要提及震惊全球的厦门远华集团走私案。因受贿涉案的被告人原厦门市副市长蓝甫,案发后携妻子逃亡澳洲,后自己回国自首,于2001年4月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可以说其罪有应得,我国刑法的惩罚职能也得到了最为充分的体现,但是,也反映出因我国对回国自首没有适用法律的相关规定,判决时没有考虑到其结果对海外追逃和与国际合作将产生重要影响的“特殊情况”。大家知道,外逃贪官的居住国大多是移民国家,废除死刑是这些国家的特点,“死刑不引渡”是国际惯例,案犯赖昌星恶贯满盈却迟迟得不到遣返的事实不能不说教训深刻。从这个意义上说,2005年“余振东案”的判决是我国重视自主审判与国际合作相结合的结果,是对“蓝甫案”教训的总结。

  “余振东模式”作为国际合作的成功案例,其判决结果无疑有着标志性的作用。因此,对胡某案件的判决必然影响到今后我国与国际间的合作。如果对被告量刑过重,与余振东案件没有判决上的关联性,必然又倒退回“蓝甫案”的老路,只注重惩罚的判决,无法体现法律的精神,不仅国际社会难以理解,也不利于外逃贪官主动回国投案自首,他们会宁愿在国外把牢底坐穿,也决不选择自愿回国接受审判而被判死刑。辩护人认为,比照余振东案件的判决对被告量刑,具有事实和法律上的依据。

  审判长、审判员,本案因为被告身份的特殊,因为受贿数额的巨大,更因为被告出逃国外后主动回国投案等原因,倍受国内、国际高度关注。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全国尚有4000余名贪官外逃,500亿美元被携走。随着《联合国打击有组织跨国犯罪公约》的制定以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世界各国的相继批准和生效,外逃贪官的丧钟已经敲响!追逃路漫漫,“余振东模式”绝非唯一。辩护人希望今天的审判能延续昨天追逃的成功,并吸取“蓝甫案”的经验和教训,使低成本、高效率的“胡某模式”得以确立,以彰显我国宽严相济的刑罚精神,为那些外逃贪官们树立一个样板,指出一条充满希望的回归之路,给国际社会一个正确的信号,既体现法律的尊严,又向世界展示中国博大的胸怀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决心。

  辩护人请求法庭判处被告有期徒刑。

  谢谢!

  辩护人:云南震序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振宇

  二〇〇七年七月六日


  五、办案体会

  罪刑法定、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罪刑相适应是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法院从审理案件到作出判决都需遵循之。本案中,胡某自愿回国接受司法机关的调查,并如实供述了自己全部犯罪事实,具有从轻或者减轻的法定情节,其积极退赃、赃款赃物及孳息已全部追缴,确有认罪悔罪表现,属酌定从轻情节。根据《刑法》第383条第1款第(1)项,第385条的规定,胡某受贿数额特别巨大,论罪该判处死刑,但胡某同时具有法定从轻减轻情节和酌定从轻情节,依法可对胡某减轻处罚,即在死刑以下处罚(包括无期徒刑或者有期徒刑),据此,人民法院判处胡某无期徒刑符合刑法规定。但将胡某一案的判决对比余振东一案的判决,余振东并没有法定的从轻减轻情节,其案具有一个特殊情况,即必须与美国达成妥协条件我国才能实现对余振东一案的司法主权。根据司法权的属性,我国与美国达成妥协的前提必须是不违反我国法律相关规定。因此,为补救成文法缺陷而设置的《刑法》第63条第2款 “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就成了判决的法律依据,因此,人民法院根据此条法律规定,在死刑的法定刑以下判决对余振东判处12年的有期徒刑,符合刑法规定。我国刑法和司法解释关于自首的规定,均以国内发生的情况为根据制定,对从国外回国投案自首的情况没有相关的规定。贪官外逃,司法主权的实现成为了“案件的特殊情况之一”,余振东案件和胡某案件判决的关键就在于对《刑法》第63条第2款所作的审慎诠释。据此,在胡某一案中,胡某的特殊情况---其自愿回国接受审查使我国顺利实现司法主权,并积极配合侦查机关侦查、如实供述其犯罪行为,再加之其同时具有法定从轻或减轻和酌定从轻的情节,这比余振东的特殊情况更特殊,与国内的受贿案件有很大的不同,人民法院于法有据,可以判处胡某有期徒刑。

  余振东一案所形成的“余振东模式,”是国家间司法协作的成功范例,但是并不有利于我国司法主权的实现,且耗时耗力。胡某作为我国第一位被劝返的外逃贪官,为劝返模式开了先河,如果能够成功建立“胡某模式”,既会是我国以一己之力实现司法主权的成功范例,又能起到敦促外逃贪官自愿回国自首的良好效应。能否成功建立胡某模式的关键就在于对胡某判决的刑期,但是对比两案量刑的结果,胡某的判决结果难以引导外逃贪官主动回国接受审判。对胡某判处无期徒刑,将会失去建立成功的“胡某模式”的宝贵机会。

  倘若如此,中国还要花大量时间、金钱和精力去面对我国过去10年里携带款项达6500亿元人民币以上逃往国外高达1万多人的中国腐败官员。笔者建议中国政府和司法机关不要守株待兔,守待下一次的某某模式,而应该审时度势的建立起针对外逃官员回国审理如何判处的法律法规,用法的形式挽回国家流失的财产以及被损害的国家主权是最权威且最奏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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