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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刑事判决书的制作

  刑事判决书,作为审判机关最为重要的法律文书,不仅是刑事诉讼之侦查、起诉、审判程序的休止符,更是体现司法公正与法律尊严的“裁决金哨”。但是,从事律师执业10余年以来,刑事判决书一直都是笔者的一种“心痛”,只有极少数的判决书真正称得上“判决”,多数更像“决定”。面对太多的“决定书”,笔者不得不想方设法将被告人亲属请到法庭旁听,为的是赶在判决书出来之前证实自己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的能力,作“没有辜负你们信任”的交代,十分恐惧“判决书后遗症”----辩护律师无用论。究其原因,刑事判决书的制作重“决”轻“判”是重要原因之一。笔者试论之。

      

     一、刑事判决书存在的普遍问题。

  1、省略辩方质证意见。

  举证和质证是法庭审理最为关键的环节,双方的“对抗”从这里真正开始。对公诉人而言,针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其负有组织严密的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而对于辩护方而言,则针锋相对,指出公诉人证据存在的问题,使其证据难成锁链是其职责所在。如果把庭审比作文学创作,那质证过程将是最值得浓墨重彩的地方,它对于任何创作者而言都将是故事情节中最高潮的部分。但是,就是这么关键的部分,往往在刑事判决书中被无情的省略。究其刑事判决书之法律文书的属性,这样的省略就不是制作的瑕疵了,而是有失司法公正的问题了。

  2、对辩方意见、观点一笔带过。

  有过庭审经历的辩护人都有这样的感受,庭审过程中双方交锋甚是激烈,控、辩双方口若悬河,你来我往。但是,到了判决书上辩方观点怎么就那么可怜的几个字,几句话呢?辩护人能不心痛不已吗,判决书上公诉方占了那么多的篇幅,所有证据尽列其中,但辩护人的质证意见只字不见,留给辩护人的那么一点地方,不仔细看还不容易找到呢。拿到判决书的那一刻,公诉机关的高大和辩护人的渺小是多么的分明,不用看判决结果,胜负在这时就已经分出来了。

  3、对双方的意见和观点不作说理、评判,以认定代替评判。

  “起诉书的指控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本院予以认定”、“辩护人的观点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是两句最常见的评判。这样的评判谁都能写,但是,起诉书指控的事实为什么清楚,证据为什么确凿,辩护人的观点为什么与事实不符,“本院”作出这样认定的依据是什么等等,统统在判决书上找不到。到这时辩护人不会再感到自己的渺小了,辩护人感受到的是,如果这是在球场上,这样的裁判早被愤怒的球迷要求“下课”了,而我们这些诉讼中的裁判却能稳稳的高坐在法庭之上,制作出一份份没有评判,只有认定的“决定书”来。

  针对刑事判决书中存在的上述问题,笔者于是想问:刑事判决书究竟是什么?当然刑事判决书是法律文书,而且是审判机关最为重要的法律文书。笔者再换个问法:什么样的刑事判决书才算得上法律文书?好,终于引出了本论文的题目,制作出什么样内容的判决书才符合法律文书的要求。


  二、刑事判决书是什么?

  对“判决书”的字面理解其实很直观,“判”即评判,是法庭对控、辩双方从证据到观点依照法律规定所作的评判,是对举证、质证和辩论过程中双方的观点和意见孰是孰非充分说理的体现。“决”即决定,是在充分评判的基础上作出的罪与非罪,罪轻罪重的确认和确定。“书”即是将评判和决定以书面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判”是过程,“决”是结果,“书”是形式。从三者的关系看,评判是决定的前提,决定必须建立在正确而充分评判的基础之上,没有评判就没有判决,那种将“判”理解为处罚或者理解为“判处”都是错误的。因此:

  1、刑事判决书是客观反映控、辩双证据、质证意见和辩论意见等的法律文书。

  笔者还记得多年前,原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孙小虹带领法官到笔者所在事务所拜年时,就其任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期间,为什么把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建成当时整个东南亚最漂亮的法院时讲的一席话,他说:人民法院就其建筑本身来说不是只属于法院的,它是检察机关、律师以及广大的诉讼当事人活动的场所。是啊,法院不只属于法官,它以其中立的审判职能,成为检察官、律师以及广大诉讼当事人进行诉讼活动的场所。从这个意义上说,刑事判决书也不只属于法院,它属于参与诉讼的各方。因此,控、辩双方在诉讼中的证据、质证意见和辩论意见等都应当平等地客观地得到反映,这也是法律文书公正性的要求。任何省略、漏载诉讼中双方证据、质证意见和辩论意见的判决书,均与法律文书不相符。

  客观、公正地载明控、辩双方举证、质证意见和辩论意见,是刑事判决书必须具备的要件之一。客观、公正的记载是“判”的基础和前提,即所谓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刑事判决书普遍存在的重“决”轻“判”的问题,缺少上述要件就是原因之一。

  2、 刑事判决书是体现法官评判职能的法律文书。

  评判是判决的中心环节,它以法官对控、辩双方证据合法性、证明力以及质证意见的充分评价,对双方观点和意见孰是孰非的充分说理,对其确认的事实充分阐述法律依据等支撑起判决结果。好比辩论大赛中的点评专家,辩论的正方和反方在规定的时间内平等地发表完辩论意见后,由其作出权威的点评。可以说没有辩论就没有点评,而没有点评则辩论也将失去意义。在刑事审判中,公诉人和辩护人就是辩论的正反双方,合议庭法官则是点评专家。所不同的是,点评专家所作的是现场口头点评,而合议庭法官则以刑事判决书的方式进行评判。没有不作现场点评的点评专家,也不应当有不进行评判的法官。

  对证据合法性、证明力等,判决书应从证据收集、证明主体资格等充分进行评判,排除非法证据,并对辩护人的质证意见合理与否作出分析,以此评判证据能否形成锁链,案件事实能否得到确认。在此基础上,根据犯罪构成,充分阐述法庭认定之被告人所犯罪行以及情节的轻重。

  因此,对控、辩双方证据、质证意见和辩论意见进行客观、公正的评判既是法官的职责,又是刑事判决书必备的要件之一。

  3、 刑事判决书是法庭根据法律规定对被告人定罪量刑的法律文书。

  “定罪”,即法庭通过对控、辩双方的证据、质证意见和辩论意见进行充分评判,根据法律规定作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构成何罪的认定。“量刑”,即是法庭在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基础上,根据所犯罪行、情节判处的徒刑和刑期。适用正确的法律规定是法庭的职责所在,但是,一份缺失了充分说理和评判,只强调法律适用的文书,犹如一艘搁浅在沙滩上的航船,其功能倍受置疑。重“决”轻“判”,其实就是刑事诉讼中“重实体,轻程序”的同义词,是刑事诉讼程序有失公正的体现。

  从体育比赛的裁判到辩论大赛的点评专家,很容易理解制作刑事判决书,客观记载和充分评判是必备的要件。但是,为什么大部分刑事判决书均却做不到呢?


三、刑事判决书普遍存在问题的原因。

  1、刑事审判法官素质的原因。

  法庭审判的过程,是将起诉书指控的犯罪案件事实转化为法律事实的过程。公诉机关通过证据认识的犯罪事实即为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诉讼法界称之为“案件事实”。“案件事实”与犯罪发生的事实,即客观事实之间是不可能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说犯罪发生后,由于受客观因素和人们认识水平的限制,是不可能通过收集的证据去完全还原犯罪原貌的。所以,不能要求公诉机关必须掌握案发全部的证据。因此,法官被赋予了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即法官有权确认公诉机关所出示的证据可以证明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而不管这种确认是否正确。这是程序法上的“权威”价值观的体现,而非实体法上真理观的结果。通过法官的确认,“案件事实”即成为“法律事实”,该事实也就成为定罪量刑的根据。

  在“案件事实”最终能否成为“法律事实”的过程中,法官的知识、水平起着关键的作用。驾驭审判、胜任审判不是光懂得刑法、刑诉法就可以的,心理学、证据学等等丰富知识的掌握也是必不可少的,好比在茫茫大海中航行,光知道航船的性能是不够的,还得精通天文地理等知识。不具备驾驭审判能力的法官,被赋予审判权力,无异于将满船旅客的生命交于不谙航运的船手手中。

  因此,法官的素质是影响判决书制作存在问题的原因之一。

  2、司法体制的原因。

  长期以来完善保障司法独立的程序机制,一直是法律界孜孜以求的。然而,愿望和现实之间总是存在差异的。侦查、检察、审判三机关之间的默契尽管已经比过去减少,但是,还是远远大于制约。在“打击犯罪”的旗帜下,侦查机关移送检察机关的案件不移送起诉的寥寥无几,检察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被判无罪的寥寥无几。三机关之间的默契是原因之一。笔者感触较深的一点是,侦查机关对案件的关注程度、侦查成本投入的多少,均会影响判决的结果。关注度高,投入成本大的案件,法庭在认定上往往忽视证据,回避对证据进行评判,定罪量刑上也是就重不就轻、就高不就低。

  刑事诉讼中控、辩、审之间,控、辩双方进行“对抗”,法庭居中裁判,三方应当是稳固的三角关系,由于司法独立程序的不完善,控、审双方的默契常常导致两点一线的线性关系的发生。在这种关系面前,法官显得无能为力,判决书的制作便可想而知了。


四、刑事判决书的制作应有规范的硬性规定。

  刑事判决书,作为审判机关最为重要的法律文书,其从格式到内容都应当有规范的硬性要求。客观载明控、辩双方证据、质证意见、辩论意见,对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证明力和双方观点等充分评判,对确认“法律事实”的依据进行完整阐述等等,均应当有严格的规定,并以他律性的规定,去约束自律性的随意行为。

  笔者不会忘记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当年对“褚时健案件”判决时,对判决书制作所做的成功探索。该刑事判决书将控、辩双方的证据以及观点客观、详细地反映在判决书中,并进行充分的说理和评判,开创了法律文书改革的先河,引来全国法律界一片叫好声,也推动了法院系统法律文书的改革。然而,时过境迁,自律性的改革未能将当年的法律文书改革发扬光大,又倒退到了过去。因此,对刑事判决书的制作作规范的硬性规定,是司法公正的需要。

  可以想见,在刑事判决书的制作有了规范的硬性规定情况下,法官的能力和素质就有了决定性的意义,并且也能有效地制约控、审双方之间的默契,有利于保持控、辩、审稳固的三角结构关系,维护司法的公正。

作者:张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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