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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济犯罪罪犯民愤的思考

  一旦称之为罪犯,就意味着经过了人民法院的判决。其民愤大小的问题就可以提出来讨论了。这使我想起了1998年原红塔集团董事长褚时健案件。我印象最深的是,针对公诉机关的指控,当时有媒体记者在昆明市民中进行过民意调查,褚时健居然没有民愤,老百姓说到的都是褚时健对云南经济的贡献。法律无情,功不抵过,这是毋庸置疑,但老百姓朴素的感情却代表着一种民意。

  我在上一篇博客里谈了转变观念的问题,要转变观念重要的是要让人们明白道理。

  在我接受胡星亲属的委托,担任其辩护人后,我的不少朋友他们都认为我无法为胡星辩护,认为他受贿的金额实在特别巨大,而且还出逃国外。用一句直白的话来说就是“胡星死定了”。甚至有的朋友说到动情处,恨的牙痒痒的。我免不了的要和他们说道说道,先把这些具有朴素感情的朋友当作说服的对象也是件好事情。

  首先,朋友们拿出胡星受贿之巨的事实作为其罪大恶极,罪当处死的依据。我反问他们,胡星受贿的金钱来自谁人之手?胡星是否因为受贿而造成了国家和集体利益的重大损害,是否使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遭受了重大危害和损失?细细说开来,朋友们承认胡星案件与受贿数额相对少得多的前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受贿案件有区别 。

  其次,朋友们认为以胡星的身份,他出逃到国外简直就是叛逃,十分恶劣。就此,我讲了两点。一是关于他的身份,我们应该看到胡星是凭着自身的能力得到党和人民的信任,被委予重任的,不能因为他在金钱面前倒下了,腐败了,就认为组织培养了庸才,党对其多年的教育就一点作用也没有了。并指出所谓叛逃指逃到海外的目的是与祖国为敌。二是我着重讲了胡星在专案组的挽救下,自愿回国投案自首的重大意义。特别强调不是任何人都会像胡星一样做的,好比余振东的两个同案(二许)就和余振东不同一样,其劣根性决定了他们会走向极端。如果胡星身上具有这样的劣根性,专案组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会找其谈话的,因为,引发一场外交事件的可能性是不难预料的。当我讲到胡星在新加坡配合专案组完成了所有的回国手续,使得我国以一己之力实现了对胡星案件的司法主权时,朋友们真正理解了怎么人性化的看待胡星。最后,我讲了胡星如实交代自己全部的犯罪事实,退回了所有赃款,认罪态度非常好,悔罪表现从新加坡时起就始终如一。我请朋友们想一想,以胡星那样的身份,被开除了公职和党籍,受贿所得全部退回,即将面临的是长期失去自由,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的处罚,这样的处罚还不严厉吗,非要从肉体上消灭才算严厉吗,才能避免其有再次犯罪的机会吗?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太长了,钦差杀人连程序都不需要,拉出去就斩了,我们观念里的“罪该处死”是不是烙下了些历史的印痕呢?

  朋友们笑了,说律师的嘴就是厉害,经你这么一说,我们对胡星的恨不在是咬牙切齿的恨了,变成了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恨,恨其辜负了党和人民的信任,恨其侵害了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和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职责的廉洁性,自毁了前程。

  我朋友们认识的转变,其实不在于我如何能说,而是在于他们明白了该怎样看问题后,胡星受贿的金额不在是其民愤大小的唯一的标尺了,真诚悔罪与劣根性,金额特别巨大与后果特别严重等关系的辩明,使胡星民愤的大小,在他们的心里已经有了杆秤。

  我由衷的希望通过我们理性的思考,人性化地认识胡星受贿犯罪,为其积极改造,重新做人营造一个适当而良好的氛围。

作者:张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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